吴季松：知识经济的内涵包括：以知识优化配置自然资源；以知识创新技术，主要是用富有的可再生资源代替稀缺的不可再生资源；同时创造知识需求，用知识产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以此来实现可持续发展。

  朱世龙：北京将从信息基础设施、以知识为基础的产业体系、创新的ECO等六方面推动知识城市建设，以知识经济促进发展方式转变，推动北京向知识城市迈进。

  赵弘：总部经济能够使知识资源效能最大化、转化成本最低化，重点是总部经济抓住了提升自主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的关键“创新资源”优化配置。

  在日前举办的知识经济推动我们国家发展方式转变高层论坛上，参加会议的专家学者以“知识迎接挑战、创新引领未来”为主题，围绕知识经济在推动发展方式转变中的战略地位与基础作用、新时期知识经济的内涵与新形态、国内外知识经济研究历程回顾等议题，进行了理论和实践层面的深入研讨与交流。

  专家一致认为，目前国内外层出不穷的转型经济理念，都是以知识经济为理论基础。当今世界处于经济发展转型的时代，中国要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关键也在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点是技术自主创新。

  我国知识经济的首倡者、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院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循环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吴季松，国务院参事、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副理事长冯之浚，原北京市政协副主席朱相远，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院长助理、中国总部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赵弘，北京市科委副主任朱世龙和北京市科协副主席田文等人出席论坛并发表演讲。

  作为国际知识经济理念的创意人，吴季松在论坛上回顾了自1985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知识经济创意研究工作25年以来，国内外知识经济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发展，全面地阐述了知识经济的理论及其作为当前生态经济、循环经济、绿色经济、信息经济和低碳经济等一系列新经济理论基础的原因，深刻地分析了知识经济因何成为推动我们国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动力。

  吴季松认为，目前国内外转型经济的新理念很多，如信息经济、高技术经济、虚拟经济、生态经济、循环经济、绿色经济、创意经济、总部经济和低碳经济等。这些新经济理念缺乏系统性，尚未构成理论体系，因此还没有产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全面的、协调的新模式。所以，不仅理论界忙于应付，企业界发生困惑，政府的政策制定也产生了缺位与滞后。上述新理念、新名词的理论基础就是知识经济。

  例如，虚拟经济就是尽可能少地投入自然资源，而尽可能多地投入智力资源的经济。虚拟经济有两个基本的知识基础：一是尽可能少地投入并不等于不投入；二是投入的一定是智力资源。创意经济就是以知识为基础，产生以知识、技术上的含金量为主要附加值的新形式和新服务的产品，是典型的知识经济，它以产品直接实现了知识的价值。

  可见，这些经济都是由新知识产生，以知识与创新为基础的经济，即它们的理论指导和运行规律都是以知识经济学为基础。

  吴季松指出，知识经济的内涵包括：以知识优化配置自然资源；以知识创新技术，主要是用富有的可再生资源代替稀缺的不可再生资源；同时创造知识需求，用知识产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以此来实现可持续发展。

  赵弘认为，当前获得积极实践的生态经济，其理论基础也是知识经济。生态经济有循环经济和绿色经济两大支撑，循环经济重在改造传统产业，绿色经济重在创新产业。循环经济和绿色经济促进环境改造，从而发展低碳经济，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实现可持续发展。而可持续发展正是知识经济的核心目标。

  吴季松表示，知识经济的生产目的是直接地为全人类生产，从理论上讲并不依赖“看不见的手”，也不依赖通过制度保证二次分配，因此只有知识经济才是以人为本的经济，才能真正的完成经济全球化。

  在知识经济中，智力资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智力资源就是知识创新和科学技术，它是不会枯竭的永恒资源。

  冯之浚指出，以知识为基础的现代科技深刻影响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当前中国面临的主体问题仍是知识（科技）与实体经济脱节的问题。中国处在国际分工的末端，需要由成本优势向技术优势、品牌优势过渡，这是一个不能操之过急的过程。中国处于重化工业阶段，这是迈向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强壮筋骨的阶段，需要知识对传统工业做改造，推进节能减排。中国的工业化与城镇化同步进行，更需要知识来解决两者统筹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诸多矛盾和问题。同时，中国经济仍是政府主导型经济，推进知识经济将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解决唯GDP论以及国家安全战略的问题，探索可持续发展模式。

  “知识经济不仅要积累知识，更要积累智慧。”冯之浚强调，要改变科技与实体经济脱节的现状，重点是科技要落实到传统工业上，依靠科学技术进步，促进绿色发展。

  朱相远认为，人类历史上三次重大的生产力革命即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信息革命，就像物质运动形式如物质转化、能量转化、信息量转化一样，呈现递进转化的过程。知识经济是发达国家后工业化发展的未来方向。知识经济形态尤其适合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短缺的国情。全力发展知识经济，不但可以推动工业化进程，还能克服我国人口多而资源匮缺的困难。

  因此，需要把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同知识经济模式相结合；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当做走向知识经济的过渡时期；把知识产业革命完成之日，当做社会主义实现之时。这也许才是解决“中国向何处去”及“世界向何处去”的真正关键所在。

  朱相远强调，知识经济更符合社会主义，因此在当前形势下不妨鼓励国有经济全力发展知识经济，把国有经济退出的竞争性领域交给私有经济发展。

  经济危机的爆发总能带来非常大的生产方式变革和产业调整，也孕育着科学技术革命的突破。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将加速新的科技革命的到来。然而中国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机制，以在有限资源条件的情况下实现现代化，这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田文介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许多出国的科学技术人员既有学习深造的目的，也有实现更大价值的考虑；进入新世纪，许多出国的科学技术人员往往是为了能在国外获得几年安心科研的机会。

  “如果中国的科技体制、制度、理念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我们将来也会看到一些金发碧眼的人来中国，以期获得安心科研的机会和氛围。这不妨看做是未来中国科技发展的一个标志，甚至是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一个标志。”田文指出。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根本在于依靠科学技术力量，重点是大幅度提升自主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究其原因，正是知识是生产的第一要素，而且是最新的要素；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且是最重要的生产力。

  于是，创新哪些技术，开发哪些产业，才能转变生产方式，从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为知识经济发展一定要解决的问题。

  吴季松将之概括为能源开发利用、新材料和先进制造、生命科学、信息网络、环境保护和生态修复、海洋科学等六大科学技术。

  吴季松认为，只有用这六大高技术及其产业，改造和替代了传统的采煤、炼钢、石油、化工、建材和制造业六大产业，经济发展方式才可能实现根本的转变，而这种改造和替代的原动力和不竭资源就是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

  也只有这样，经济发展才能从出口和投资拉动转变为内需和创新拉动，才能由外延式增长转变为内源（生）式增长，才能解决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问题。与此同时，在转变过程中达到激发人的创造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

  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对于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超越了传统的生产要素，技术、信息、人才等知识要素越来越成为企业成长、经济稳步的增长和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性资源。正如彼得德鲁克所言：“真正具有控制力的资源与绝对决定性的生产要素，现在既不是资本，也不是土地和劳动力，而是知识。”

  总部经济正是在知识经济的背景下产生的一种重要的资源配置方式。越来越激烈的知识竞争是总部经济产生的动力机制，知识资源的不均衡是总部经济产生的最终的原因，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是总部经济模式越来越普遍化的重要条件。

  吴季松介绍，自上世纪下半叶以来，通过以系统论知识为基础的知识管理、质量管理和绩效管理等一系列新的管理方法产生，人们开始从新工业、新技术的老路上探索了一条新管理和新服务的道路，通过管理创新和文化创意等一系列新理念，催生了创意经济和总部经济等一批新产业，转变了生产方式。

  总部经济是指某区域由于特有的优势资源吸引企业总部集群布局，形成总部集聚效应，并通过“总部制造基地”功能链条辐射带动生产制造基地所在区域发展，由此实现不一样的区域分工协作、资源优化配置的一种经济形态。总部经济概念不仅适用于制造业，也适用于服务业等其他行业。

  赵弘认为，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制造业发展水平明显提升，但总体仍处于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低端，核心竞争力不强。世界86%的研发投入、90%以上的发明专利都掌握在发达国家手里。而总部经济有助于我国实现资源效益最大化，增强利用知识和信息的能力，逐步占据产业链高端，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分工地位。

  赵弘分析指出，总部经济能够使知识资源效能最大化、转化成本最低化，重点是总部经济抓住了提升自主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的关键“创新资源”优化配置。

  在总部经济模式下，企业总部、研发中心等在发达地区和大城市聚集发展，充分的利用这些区域密集的人才、技术、信息等创新资源，释放创新资源效能，产生更多的创新成果，从而推动所在区域自主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的提升。通过“总部制造基地”链条，还能将创新成果向制造基地所在区域辐射，降低创新成果产业化成本。

  据了解，北京 “十五”期间外迁工业公司144家，“十一五”前期（至2008年6月）关闭搬迁工业公司141家。从2006年至2008年2月，深圳已整体外迁工业公司599家，涉及工业总产值108亿元。

  美国学者J.O威勒分析了美国20座大城市的资料发现，有60%的城市在制造业转移出去之后仍保持了持续繁荣的局面，根本原因即在于城市实现了产业服务化和总部化。

  为此，赵弘得出结论：总部经济为中心城市由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服务经济过渡提供了一种现实路径。

  “当今世界正处于再次技术革命的前夜，北京应抓住机遇发展变成全球科学中心之一。”在论坛上，有学者结合知识经济的新进展与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目标提出上述建议。

  朱世龙认为，北京的城市功能定位是国家首都、国际城市文化名城，知识城市是知识经济发展形成的新的城市模式，也是城市发展的核心战略。知识城市是通过研发、技术和智慧创造高的附加价值产品和服务推动城市发展，实行鼓励知识培育、技术创新、科学研究和创造性发展的策略，知识城市具有数字城市、创新城市、人文城市、智力资本城市、服务主导型城市等基本特征。

  据介绍，北京市将围绕六大要素建设知识城市，包括信息基础设施、以知识为基础的产业体系、创新的生态系统、金融与长期资金市场、人文与创意、智力资本。

  例如，北京以知识为基础的产业体系很明显。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已达75.8%，其中生产性服务业占GDP比重为49.5%，处于全国领头羊。同时，北京还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创意和智力资源。

  近年来，北京在利用科技支撑产业体系优化升级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发展高端、高效、高辐射的产业，既是北京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方向，也是应用科技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和结构优化的重要着力点。

  北京充分的发挥科技支撑优化一产、做强二产、做大三产的作用，在一产方面，重点打造农业科学技术网络服务中心、科技金融服务中心、科学技术创新产业促进中心、良种创制与种业交易中心、科技国际合作交流中心，建设要素聚集的高端研发服务平台、农业先导技术转化应用示范工程等。在二产方面，促进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高新技术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十百千”工程、重大科学技术成果产业化工程、关键技术示范工程、中关村高端领军人才聚集工程、高端产业聚集工程、科技金融创新工程。在三产方面，大力促进设计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首都设计产业提升计划，将北京建设为全国设计核心引领区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设计创新中心，同时启动建设中国设计交易市场。

  朱世龙表示，世界城市是北京建设知识城市的战略目标，是世界城市网络体系中的核心节点。北京将分三个阶段实现世界城市建设目标，最终到2050年左右建设成为经济、社会、生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并进入世界城市行列。在此过程中，北京将从信息基础设施、以知识为基础的产业体系、创新的ECO等六方面推动知识城市建设，努力实现科技资源产业体系的优化升级，以知识经济促进发展方式转变，推动北京向知识城市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