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研究生教育的跨越式发展带来了诸多问题。在解决这样一些问题的思路中，加大投入、提高资金利用率被一再提及。但是

  一年前，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王蓉和她的同事接到了一个研究课题，这是一项关于我国研究生教育投入体制机制改革的研究。然而，在接受记者关于此项研究的采访时，王蓉更多谈论的并不是关于教育投入，而是研究生培养机制中存在的问题。

  “研究生教育是一个整体，财政投入改革必须与培养机制改革相结合。相比之下，后者的问题也许更重要。”王蓉说。

  据了解，我国自1978 年恢复研究生教育以来，已经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发展。截至2009 年底，我国在校研究生总数已达140万人。我国已迈入了研究生教育大国的行列。

  对此，王蓉表示，当前我国研究生教育的投入体制机制不甚完善。但与此同时，研究生教育跨越式发展带来的质量上的问题慢慢的受到广泛关注，而加大投入往往被认为是解决这样一些问题的条件、保障甚至前提。“在一些人的观念中，本科教育拨款机制与研究生教育拨款机制并无太大差别，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原因很简单：本科教育与研究生教育完全不同。”

  在王蓉看来，相比于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具有的特点大多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研究生教育是具有高度选择性的教育。其最大的目的是培养高端科研人员，因此，研究生教育是高度选择性的。其培养的人一定要具有某些潜质并有志于从事科研工作；其次，在应对社会多元化需求的过程中，研究生教育逐渐分化为两部分：培养高端科研人员的学术型研究生教育和培养高端应用型人才的专业学位教育；而在学制上，各国普遍采用弹性学制。

  除此之外，王蓉表示，研究生教育最大的特点在于，其完成社会功能的主要机制是“科教结合”。“研究生教育不是单纯的培养方法问题，其首要价值在于求学者在参与科研的过程中，发现了自己是否适合追求学术。与此同时，导师代表研究机构在这一过程中完成筛选和发掘下一代高端科技从业者的任务。”她说，对于研究生给予高额补助是各国高教资助制度的惯例，其合理性在于科研是公共产品属性很强的工作类型，而研究生作为科研从事者得到这一财政支持，这与本科生有着本质的差异。

  正是由于研究生教育存在自身特点，相应的投入体制机制改革也必须立足于现实和国情。

  王蓉将此次改革需要仔细考虑的一些现实性因素作了归纳。比如我国研究生教育当前的类型结构较为复杂，而且学位类型结构不尽合理，现有专业学位难以满足我国工业化对应用型人才的大量需求，外部适应性较差；再比如，我国博士和硕士层次上的学科门类结构相差不大，不能很好体现出不同学科对不一样的层次人才需求的差异性；硕士和博士的培养目标与培养方案、毕业去向都值得认真反思等。

  然而在王蓉看来，当前我国研究生教育最大的现实，同时也是最大的质量上的问题还在于，没有能筛选出总量有限的高品质人才，并使之在学术过程中巩固其对于科研工作的热情。“评价研究生投入体制机制的改革与完善的成效，设计相关的政策细节都必须以此为着眼点。”

  对此，王蓉表示，“科教结合”是学术型研究生的核心培养机制，也是办学者发掘下一代高端科研人员的关键手段。但是，目前我国研究生教育在“科教结合”方面存在着突出的困难和问题。

  首先，在科研经费中，我们对于培养经费的配套制度并不完善。“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的根本点是将研究生培养与科研相结合，与导师的课题相结合。在高校中，导师从科研经费中支付研究生的培养费用的做法得到了普遍认可，但国家和学校两个层面都没有实现制度上的统一和衔接。”

  其次，从总体上看，当前我国研究生教育管理体制的特点是学校的自主性越来越强，政府在宏观层面上缺少制度性的规范。这导致学校在具体的培养过程中，不一定将科研环节作为研究生教育的必要过程，而政府只是在研究产出方面提出要求。“以三助岗位与基本奖助学金的设置和管理为例，在一些学校，是否上三助岗位并不影响基本奖助学金的获得；另一些学校的做法是将三助与基本奖助学金直接挂钩。这两种做法对于学生科研参与的要求和激励作用是有差异的。国家应在这方面作出一定规范。”王蓉说。

  对于我国一度实行的研究生经费投入模式，王蓉将其归纳为“在低水平、双轨制现实下的低而窄模式”。

  她解释说，“双轨制”是指在财政拨款方面，定额拨款和博士研究生普通奖学金这两个主要拨款机制所针对的，均为计划内学术学位研究生，别的类型研究生未被覆盖，而是学校向其收取学费以支付培养成本；“低水平”是指来自预算拨款、学生资助和学费三方的经费供给，标准较低、投入总量较低；“低而窄”是指学生资助的标准较低、覆盖面较窄。

  王蓉认为，当前的政策设计实际上涉及到研究生教育投入体制的核心问题。“当前的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促使财政责任在政府和私人的划分上，更加偏向于后者。但我们应该考虑：这种趋势是否应该改变？在学费、拨款和资助的标准和覆盖人群方面，应该遵循什么根本原则？”

  对此，有人曾提出一个较为极端的政策设计的具体方案，王蓉将其称为“全收费、全拨款、高而广的资助模式”。其特点是，首先加大研究生教育投入，并对所有纳入研究生招生计划的全日制在校研究生按定额标准拨款，在此基础上，建立生均拨款标准动态调整机制，提高研究生生均拨款定额标准。其次，设立新的硕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原则上在覆盖绝大多数学生的同时，对所有研究生实施收费制度，并针对不一样类别、不同专业的研究生制定不同的收费标准。

  “这一方案的好处在于，学校将得到更多学费和财政拨款，办学经费明显地增加。但弊端则在于，由于要在原则上覆盖所有学生，因此有关部门必须在拨款、学费和资助三者的标准方面，建立一套差异化、精细化的设计，但面对我国学位类型、层次和专业的划分本身即存在一定不足的现实，这种设计很容易受各种各样的因素的影响。”王蓉说，另外，这一设计的具体方案未能针对当前我国研究生教育中，“科教结合”不足的核心问题提出具体解决办法。

  “应该说，以上的两种模式均存在一定问题，而关于研究生投入机制的改革也需要时日。因此，加大总体投入的原则应该明确在先，具体政策应该分步实施，不可贸然突进。”王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