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盐城下辖各县市区多年来以文件形式要求各级机关、社会团体、企业和事业单位干部职员等为当地红会“博爱万人捐”活动捐款，并按级别规定数额。

  对此，李新平日前称，这个捐款提出的要求很正常，理由为要求捐款对象是机关团体、事业单位的财政供养人员，“因为这一部分的人群收入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对他们提出这样的要求，我觉得一点不过分”。

  北极理事会部长会议日前宣布，接受意大利、中国、印度、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6个国家成为理事会正式观察员国。

  高风认为，谈未来北极经济开发，亚洲这些新兴经济体，都将是重要的参与方；谈资源，亚洲是很大的油气买家；谈航道，亚洲在国际贸易中占了重要地位，是潜在的航道使用方；谈渔业资源，日本、韩国的远洋渔业都比较发达，中国的远洋渔业也在发展。所以，北极理事会接纳这些亚洲国家，是一个完全正确、合乎逻辑的决定。

  我国自主建设、独立运行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自2012年年底启动区域性正式服务以来，其产业化备受各界关注。孙家栋日前表示，在推动北斗民用上，一定要有政府的影子。“到底用什么方式推动？确实是一个新课题。现在完全靠企业自己办这件事确实很难，GPS的价格、产品占的优势比我们多得多。这种情况下，一个企业下再多的工夫，产品搞得再好，芯片再小，但它的量也上不去。量多和量少，价格的区别非常大。”

  今年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学院成立35周年。陈旸日前在接受记者正常采访时说，第一，少年班学员不等于神童，他们只是比普通大学生年龄小一些、早慧一些；第二，少年班希望培养社会“领军人才”，不强求每个学员都当科学家，更遑论“诺贝尔奖获得者”，学校帮学员打下扎实的学业“地基”，至于学员们想盖事业的“摩天大厦”或者只是“三层小楼”，“一切尊重他们的选择”。

  我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行业之间收入差距逐步扩大的问题，日益引发关注。

  张车伟认为，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的严重性或者说问题的根源并不仅仅在于收入差距扩大本身，这只是问题的表面现象，问题的根源在于收入差距扩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不公平的分配的方法引起的。社会财富或者收入以不合法、不合理或者不透明的途径和方式流入了部分群体或者个人的口袋，这才是引发社会批评的本源。

  程文浩认为，我国财政供养人员总量相对可控，但领导职务人员比例过高，而真正在一线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者却相对不足，“官多兵少”、“头重脚轻”的问题突出。人员结构的整体失衡影响了财政供养人员总体的工作绩效。

  为抑制过快上涨的房价，包括北京在内的很多省市出台了限价令。陈国强日前表示，过度依赖限价限购的行政手段固然能带来短期效果，但通过限涨干预房地产项目定价的方式来获得比较好看的数据，等于是饮鸩止渴。

  他认为，目前很多地方都在采用这种简单容易见效的调控手段，这不是可取的长远的办法。调控本身应该有多重目的，不能把短期房价的变化作为调控的主要目标甚至是唯一目标，而应该达到中长期调整行业发展模式、理顺不合理结构的目的。

  户籍制度改革，一直备受社会各界关注。陆杰华日前表示，郑州市号称“最彻底户籍改革”的经验还仅限于一省之内，数量巨大的人口跨省流动则是更大的挑战。户籍制度改革依靠某个部门是不现实的，需要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安部、财政部等多个部门配合。户籍改革的权限应当在中央，先行改革财政转移支付以及财税体制，地方应依规定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推进，而目前“缺少国家的顶层设计”。

  因拆迁引发的纠纷，不时在各地上演。由于处于弱势地位，被拆迁者会获得更多的同情和支持。

  李昌金称，因为在政府与被拆迁户之间，被拆迁户显然是弱势的一方，从心理学上来说，在人的潜意识里都有一种追求崇高的愿望，而同情、支持弱者便能满足这种愿望。还有就是仇官心理作祟，通过指责政府、同情被拆迁户，就可以在某一些程度上宣泄这种仇官心理，从而获得心理上的一种满足，并且这种指责不需要承担任何风险。

  随着中央和地方持续开展转变作风各项活动，公款吃喝之风初步得到遏制。但受拉关系、跑项目、要资金等利益驱动，“酒桌办事”依然大行其道。

  “今天喝酒不努力，明天努力找酒喝。”广西一名县委书记坦言，真正好酒的干部很少，但为维持“圈子”，有时候没办法不喝。甚至如果几个星期不参加这种吃喝，就会感觉被边缘化了